莫泊桑终身未婚，在小职员空虚无聊的生活中，他继承了父亲的放荡习气，早在一八七七年（27岁）就身患梅毒，加上滥用麻醉药，使健康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以至发展到偏头痛、视力受损、出现幻觉和精神错乱而企图自杀，最终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过早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在十九世纪的疾病中，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梅毒是继结核病后又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一点也不神秘。感染梅毒，是一个可预测到的后果，通常是与梅毒携带者发生性关系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着于梅毒之上的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种独特的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该病的人格类型。梅毒人格类型是指那些已染梅毒的人，而不是那些有可能感染的人。梅毒起着一种天罚（syphilis的称谓就隐隐地让人想起遭神谴的意味）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
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来描述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在一部连同比利时随笔一同保存下来之笔记的最后一页里，波德莱尔（1821—1867）写道：
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
就梅毒是一种腐化道德和损害身体的传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的辩论言论中，变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遗传（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险带来的风险（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伏尔泰的《赣第德》）——这些，都充满了对梅毒的恐惧。但没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认为是单一的。梅毒是一件最恐怖的礼物，由一个可能对自己的梅毒一无所知的传送者“传给”或“带给”一个对传送者毫无疑心的接受者。梅毒被看作是一种被动地感染上的疾病，一种纯属偶然的灾难。
对不那么有冒险性的性行为拒绝予以指导，背后的原因是这么一种情感，即如果让一个人的性生活服从于安全和谨慎的条条框框，那就不够男子气概了。据海明威在《死在午后》（1932）中显示的幻象：“梅毒是中世纪十字军的病。据说就是他们把梅毒带到欧洲来的。这是所有只知享乐、不顾后果的人的疾病。这是一种预料中的工伤事故，所有那些性生活不规则和由于思想习惯的缘故宁可冒险也不肯用避孕用品的人会出这样的事故，所有私通的人在事情发展到了足够程度的时候会到达的人生终点，或者说是一个人生阶段。”
梅毒是一种不必跑完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全程的疾病，它不一定要发展到瘫卧的地步，例如波德莱尔、莫泊桑及儒勒·德·龚古尔就不曾长时间的缠绵病榻，也可能常常停留在讨厌、有失体面的阶段，例如福楼拜的情形。正如福楼拜自己所言：说梅毒是灾祸，这不过也是一句陈词滥调而已。他把十九世纪中叶的那些陈词滥调收集起来，辑成《成见总汇》（又名《公认概念词典》）一书，其中一个词条写道：“梅毒，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请谨记上文波德莱尔那句相似的话：“我说‘革命万岁’宛如我说‘毁灭万岁，苦刑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会不仅乐于做个牺牲品，而且也愿意做个刽子手——以便从两方面去感受革命！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他俩是同时代的。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因而乐于把梅毒当作一种时代病，这样就可以缓解梅毒给自己带来的道德压力；既然“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那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波德莱尔还不止于此，他一定要把它与共和政治联系起来（他本人在政治上就有共和倾向），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获得了某种道德性。梅毒若要卸除道德压力，就一定先要政治化，或者说一定要凭藉某种幻想的政治意义来驱散其当初幻想的道德意义，使其由一个道德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梅毒于是就从一种性病，变成了一种时代流行病，再变成了一种政治病。但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言过其实了，并非每个人都携带有梅毒。对梅毒的这种隐喻化，使梅毒获得了某种政治升华，至少使梅毒患者变得比较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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